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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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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杨 之 11月8日是记者节,在这个承载了无数新闻工作者光荣与梦想的节日,我们一起走近学贯中西的清末报人王韬。林语堂在英文版的《中国报刊与舆论史》一书中,......

□杨 之

11月8日是记者节,在这个承载了无数新闻工作者光荣与梦想的节日,我们一起走近学贯中西的清末报人王韬。林语堂在英文版的《中国报刊与舆论史》一书中,将这位曾经的科举失意者推崇为“之父”。

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——《循环日报》。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、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,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;它以“强中以攘外,诹远以师长,变法以自强”为宗旨,要为振兴中华、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;这也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。

1897年,隐居上海的王韬生命走向了尽头。在他死前的三年,也就是1894年,他专门约见了去北京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。王韬帮助28岁的孙中山修改了《上李傅相书》,并给在李府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。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,但通过办报和翻译,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。

科举落榜 靠给洋人“卖文”为生

1849年,那时的王韬还叫王翰。这个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,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。王瀚的人生理想本是科举及第,无奈命运多舛。虽然他在1845年的“乡试”中拔得头筹,主考官对他大加赞扬。但是,在第二年的举人考试中,原本信心满满的王瀚却落榜了。1849年夏天,他的父亲病故。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在上海,王瀚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,并到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。

自从屈身墨海书馆以来,十余年间,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,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,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弊病。如1859年,当英法两国提出“修约问题”,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,派驻公使驻扎京师,但是清廷百般阻挠。对此,王瀚实在看不下去,他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,不知变通。王瀚在这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我国大臣不能熟稔夷事,以为英酋驻扎京师,大失国体,大有龃龉。不知两相遣使,互驻都中,使往来情事,不致壅于上闻,其实于大局并无损害。”对于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无知,王瀚无奈地哀叹说:“以后之事,愈不可为矣。”通过以上两次日记的记载,我们可以发现王瀚在政治观念上他已经认同于西方文明。

短暂迷失 投书太平军成通缉犯

传统文化滋养着王瀚的灵魂,西方文明又让他对帝国的未来怀抱忧虑。这种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体现在其身上,就是他对清廷的态度,暧昧不明,模棱两可。他时而对清廷怀抱幻想,时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推翻。

1862年元月,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,立即返乡探母。一直到这年5月,他才返回上海。在老家时,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在苏褔省(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后成立的行政区)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,请其转告李秀成。其信的大意是,建议太平军应该暂时集中兵力进攻清军,不要进攻上海,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。当王瀚这封信在1862年4月4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,清廷很快查出,这个黄畹就是王瀚,这成为王瀚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。1862年4月25日,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,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,并命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,立即拿办。

此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,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。1862年10月4日,在麦华佗的建议下,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,远赴香港避难。这个大清帝国的通缉犯,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。在流亡途中,王瀚改名王韬,号子潜。

在香港避难期间,王韬兼任《华字日报》主笔,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。

游历欧洲 科举失意者睁眼看世界

1867年,受他的雇主、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的邀请,王韬开始了欧洲之行。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,是第一个系统研究、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。

1868年1月,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——法国的马赛。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,让他震撼,也让他入迷。不过,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。

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,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,除了不时地长长短短的旅行,两人还合作完成了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等中国经典的翻译。

王韬到欧洲游历时,已经39岁。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,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。虽然在他之前,已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,最著名的如容闳、黄胜和黄宽等人,他们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,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饱读诗书,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。这个意义上,王韬可能是近代史上第一个“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,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”。改名流亡 办报成为新闻开拓者

1870年冬,理雅各返回香港主持英华书院,王韬同返香港,在鸭巴甸(今香港仔区域)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,名之为“天南遁窟”,自号“天南遁叟”,从事著述之余,仍旧出任《华字日报》主笔。在此期间,王韬编译了《法国志略》《普法战纪》,先后在《华字日报》连载。《普法战纪》很受李鸿章重视,并且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。

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,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,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——《循环日报》,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。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,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,鼓吹中国必须变法,兴办铁路、造船、纺织等工业以自强。王韬发表在《循环日报》的政论,短小精悍,每篇千字左右,切中时弊,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。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《变法自强上》《变法自强中》《变法自强下》三篇政论,比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早18年,比康有为、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。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,正值王韬担任《循环日报》主笔,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,因此,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受到王韬的影响。

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,在丁日昌、马建忠、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,王韬才回到上海——他阔别了半生的土地,并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编辑 时臻

原标题:谁是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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